许多具体的经济政策,在今天已经显露出不良的后果。

比如说外向型经济,当时搞“两头在外”,原料进口,加工之后成品出口。发展到到现在就是“血汗工厂”,“世界工厂”,赚了一大堆外汇却没地方花,我们的环境被污染了,资源被破坏了,我们除了代工什么都不会,什么也没落下。

搞外商合资、独资,让外商与我们已有的企业合作。最后变成我们的品牌被外商吃掉,我们的自有品牌流失,国有资产流失。

批租土地让商人开发,政府又能收钱,又开发了那块地方。现在房地产成了支柱产业,强制拆迁搞得天怒人怨,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子。

等等等等。

我说这些政策的恶劣后果现在日益显露,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赵的责任。

在当时,城市居民连每天吃几两米、几克糖都是政府“计划”好的,农民想种地还是养猪都完全不能由自己决定,土地完全不能动,对外贸易只有规定的几个企业可以进行。

那时,赵提出这些政策是非常先进、开明的,极大地搞活了经济,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

但是三十年过去了,正所谓世易时移,变法宜矣。那些政策在当时是好的,现在效果却越来越坏。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那么多了,为什么还要拼命鼓励出口?我们十三亿人口,为什么不能拉动内需?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,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,经济发展的成果日益落入少数人的腰包。

当然,现在这些政策的不良后果不能怪当初制定政策的赵。赵当时的政策是好的,后来政策坏了,那只能怪后来的人,只能由后来的人承担责任。

我要写这些,是因为赵在回忆中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讲述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,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经济政策相当自豪。而我认为,他的成绩当然应该肯定,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,并不是这些经济政策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