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具体的经济政策，在今天已经显露出不良的后果。

比如说外向型经济，当时搞“两头在外”，原料进口，加工之后成品出口。发展到到现在就是“血汗工厂”，“世界工厂”，赚了一大堆外汇却没地方花，我们的环境被污染了，资源被破坏了，我们除了代工什么都不会，什么也没落下。

搞外商合资、独资，让外商与我们已有的企业合作。最后变成我们的品牌被外商吃掉，我们的自有品牌流失，国有资产流失。

批租土地让商人开发，政府又能收钱，又开发了那块地方。现在房地产成了支柱产业，强制拆迁搞得天怒人怨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子。

等等等等。

我说这些政策的恶劣后果现在日益显露，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赵的责任。

在当时，城市居民连每天吃几两米、几克糖都是政府“计划”好的，农民想种地还是养猪都完全不能由自己决定，土地完全不能动，对外贸易只有规定的几个企业可以进行。

那时，赵提出这些政策是非常先进、开明的，极大地搞活了经济，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

但是三十年过去了，正所谓世易时移，变法宜矣。那些政策在当时是好的，现在效果却越来越坏。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那么多了，为什么还要拼命鼓励出口？我们十三亿人口，为什么不能拉动内需？再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，经济发展的成果日益落入少数人的腰包。

当然，现在这些政策的不良后果不能怪当初制定政策的赵。赵当时的政策是好的，后来政策坏了，那只能怪后来的人，只能由后来的人承担责任。

我要写这些，是因为赵在回忆中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讲述这些政策的制定过程，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经济政策相当自豪。而我认为，他的成绩当然应该肯定，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，并不是这些经济政策本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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