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们为什么生病——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》,[]R.M.尼斯G.C.威廉斯 ,易凡,禹宽平

http://www.oursci.org/lib/disease/index.htm

 

这本书用进化史观来解释疾病的原因和作用。简单的说,人们可能会发出疑问:既然自然选择如此强大,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去除那些导致生病的基因,而让我们现在依然如此脆弱?实际上,现在许多所谓的疾病和症状并不是身体的某种缺陷。身体具有一些机能,在某些情况下会让人受益,在另外一些环境下却有害。人体演化出某种特性是因为祖先就有类似的特征,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益的设定可能在现在却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。

 

总之,这是一种相当整体的思考方法,不仅是把现在的人和历史发展进化过程联系起来,而且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看待。比如书中提到咳嗽和发烧。咳嗽是为了排除呼吸道中的异物,而发烧常常有利于身体杀死入侵的细菌和病毒,这其实是进化出来的防御性反应。如果不从源头上治病,比如去除异物,杀死病菌,而只是采取抑制症状的手段,如镇咳和退烧,那么对病人来说,可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。而这种只抑制症状的做法正是人们常常嘲笑的西医的“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”。对中国人来说,可能已经习惯地从直觉上就知道发热的作用,比如常见这样的对话:“你吃了这药,回去盖好被子睡一觉,出一身汗就好了。”

 

中医并不认为所有的发烧都是好的,他们知道有的病如果采取“捂一身汗”的做法,可能会是致命的。这点常常是中医被人诟病之处:类似的症状常常开出不同的处方,同样的药对不同的人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作用。科学捍卫者们嘲笑中医不具备可复现性,与巫术类似,就算能治好病也是靠蒙。达尔文医学却认为,每种情况都需要单独予以研究,每一个病例都要分别具体对待,每个人的DNA都不相同,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相同,人身上的基因是适应祖先的生活环境的,但却未必适应现在的环境(因为最近变化的太快,身体还没来得及进化),每个人不适应的表现也不一定一样。“类似的症状常常开出不同的处方,同样的药对不同的人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作用”不仅是合理的,甚至是应该的。发烧可能是有用的,并不意味着发烧时就应该拒绝服用阿斯匹林。

 

作者具有这样类似中医的思想,可能和其背景有关,因为本书作者之一,R.尼斯博士的父亲是在中国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出生和长大的。但是我不了解尼斯博士本人的生平,也许他并未从其父处接受到中国的影响,而是完全从西方科学本身出发发展出这样的思想。如果他真的接触过中医,也许会在书中有所表述,但是书中完全看不出来,而西方科学本身已经完全具备产生这种整体思想的基础。

 

至少西方部分医学家已经发展出整体的思想,不再把人体当作可以机械分割的孤立部件,而这种整体观是建立在对各个部分的充分研究基础之上的。当西医说发烧对身体可能有用时,他们能举出具体的例子、数据和理论,有各个方面的实验证明。比如把因感染而发热体温上升了2℃的大鼠放进一个很热的小室,它会启动降温机制保持那高于正常的2℃;放进凉爽的小室,它便启动保温机制来维持2℃的发热。这个实验说明,是它的控温中枢调高了2℃。在另一个研究中,56名志愿者为试验退热剂而吸入感冒病毒,一部分人用阿斯匹林或扑热息痛,另一部分人用安慰剂。安慰剂组的抗体水平显著地更高些,也较少鼻塞,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日程也要短些。这些实验使得西医的整体观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,而不像中医那样可能是出于经验和思辩。而这对中医来说也许更为危险。

 

现在的中医并不太可能被直接“废除”,却面临在各个方面被消解的危险。比如呼声很高的“废医验药”,认为中医理论完全是胡说八道,草药中可能含有有用的成分,需要经过西医科学验证。经过西医验证和吸收的草药,绝不会是“现代中医”,而会是现代西医的一部分。如果中医理论真的全是糟粕,而有用的草药也被西医拿走,那中医就什么也剩不下,虽然没有被废除,却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现在中医理论中较有益的整体施治观念,西医也有了,而且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的,中医还剩下什么呢?这宛如釜底抽薪,把中医有用的地方都拿走,中医便消解于无形,并且是不知不觉、甚至是打着保护中医的旗号的。比直接废除中医的危险更大,直接废除,可能反而会激起反作用力,促进中医真正的保护和现代化。

 

在过去,中医没有条件进行如小白鼠体温实验那样的研究,即使提出发烧有用多半也是被嘲笑的。现在,也没有人来做这样的事。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西医化、肢解化。西医是不断发展的,从各个科学门类、各国传统医学中不断吸取有益之处,中医却是死的,中医拿什么跟西医争?现在中国人还吃中药,但中医院也是用西医的方法看病,只是开中药而已,还有几个医生会用切脉诊治呢?有谁用现代科学承认的方法研究中医理论呢?外国倒是有一些,在中国,这样就是冒“民科”或“伪科学”的风险。

 

本书作者也有一些抱怨。在他们的国家,他们这种观点并不是主流。大部分医生仍然用传统西医的办法看病,医学院教材上对达尔文医学也是一笔带过。达尔文之后一百多年,几乎没有人用他的方法思考问题。正如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HJ.缪勒在1959年所言,“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”,尽管他们可能对他仍怀有一种人文的崇敬。从作者隐晦的抱怨中,可以看出这部分归因于宗教和制药厂的力量,出于某些利益人们根本不愿意在进化医学上投入资金研究。

 

另一点要强调的是,本书作者着重指出,达尔文医学与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毫无关系。他们不认为基因有优劣,不主张进行改良人种的活动。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曾经不顾对人们的危害,有意放纵资本巨头的战争狂热,为限制贫困者得到医疗帮助辩护。这些观点与“优生学”密切联系,他们主张为了改进人种(或种族!)应对某些人绝育。这种意识形态早已臭名昭著。”奇怪的是,这种为希特勒所用的理论在中国名声倒没有那样坏。甚至由政府资助打着“优生学”的旗号限制人们的生育权利。中国真是个有意思的国家。